拓跋澄态度的转变，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理解了南讨与南迁的关系；而在实际上，乃是孝文帝的恩威并施的结果。孝文帝对拓跋澄的威胁与利诱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是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体现。
此后，拓跋澄就成为贯彻孝文帝迁都大计的积极动员者。《任城王澄传》接着记载：
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防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之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服。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邺宫，除吏部尚书。
拓跋澄对于南迁事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向北都平城的旧人作“徐以晓之”的宣传，以利实现皇室、朝廷以及众多军队与民众的迁徙。拓跋澄是宗室领袖，其态度的背向是具有号召力的，所以他的动员工作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孝文帝也认识到拓跋澄对于南迁事业的关键作用，所以给予高度的赞扬。作为回报，拓跋澄获得了封建官僚体制中最要紧的职位——吏部尚书。
再来分析皇后冯氏在迁都过程中的作用。前节所引《皇后冯氏传》记载：
车驾南伐，后留京师。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宫迁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