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澄态度的转变,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理解了南讨与南迁的关系;而在实际上,乃是孝文帝的恩威并施的结果。孝文帝对拓跋澄的威胁与利诱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是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体现。
此后,拓跋澄就成为贯彻孝文帝迁都大计的积极动员者。《任城王澄传》接着记载:
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防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之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服。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邺宫,除吏部尚书。
拓跋澄对于南迁事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向北都平城的旧人作“徐以晓之”的宣传,以利实现皇室、朝廷以及众多军队与民众的迁徙。拓跋澄是宗室领袖,其态度的背向是具有号召力的,所以他的动员工作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孝文帝也认识到拓跋澄对于南迁事业的关键作用,所以给予高度的赞扬。作为回报,拓跋澄获得了封建官僚体制中最要紧的职位——吏部尚书。
再来分析皇后冯氏在迁都过程中的作用。前节所引《皇后冯氏传》记载:
车驾南伐,后留京师。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宫迁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