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个悖论只不过是极端恶自身的悖论而已（实际上，是每一个关于现实或概念的超越性悖论）。衡量尺度本身必须是不可量度的，然而它却必须被经常地量度。种族灭绝实际上必须既是我们时代所能够有的所有的恶的尺度，其自身是不能被量度的，但它却又是我们必须将其作为标准来量度每一样我们认为需要根据显而易见的恶的确定性来判断的东西的尺度（因此我们不断地衡量着它）。作为极度负面的例子，这一罪恶是不可模仿的，但每一种罪行又是对它的模仿。
我们想将恶的问题附属于一致同意的意见判断（这个判断又不得不由对极端恶的假设预先建构起来），这一事实逼使我们陷入一个怪圈当中。为摆脱这个怪圈，我们显然必须抛弃极端恶的主题，抛弃无可量度之尺度的主题。这一主题，就像全然—他者一样，属于宗教。
诚然，毫无疑问，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国家罪恶，其恐怖性不言而喻，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除非我们乐意屈服于令人厌恶的诡辩——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恶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平静地（黑格尔式地）划分到历史过程之暂时的必然性范畴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