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0日海外归来后，陶行知既没有受赏于明堂，更没有居功而自傲。尽管这时的陶行知完全有从政做官步入政坛的机缘和本钱，尽管在随后的岁月中，他也频频地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但“质本洁来还洁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离开过中国民族教育改进和进步事业半步。在人生旅程的最后八年中，他先后围绕着抗战救国和战后民主建国的时代主题，执着而无悔地实施着自己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着平生的教育理想。
从第三次出国前的教育救亡，到出国时期的国民外交，再到归国后依托教育阵地而抗强敌、争民主，陶行知的社会活动和思想变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近代以来以教育事业作舞台的中国学人救国行为转向的一种新态势。换句话说，从陶行知人生最后十余年的社会角色的调整，人们可以认识到，在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过程中，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如何追随时代潮流，凭借自身对事业的献身来实现救国强国的事业理想。
早在晚清时期，致力于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造，成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寄身立命的处所和立业事功的选择。但整体而论，19世纪后半叶的教育救亡，主要从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纲领，为着维护王朝“天朝上国”的形象而智民教民。因此所谓教育变革，只是在旧体中融收某些新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