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布斯对喜好张扬的伍德拉夫的“反感”很快升级到了“讨厌”。诉讼伊始,多布斯就写信给达西说:“我们的朋友伍德拉夫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他不停地干涉和妨碍。他似乎很喜欢指点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如果我们都不同意,他就十分生气。”审判期间,伍德拉夫提议,组建一家他这位企业界大亨可能获得最辉煌成就的联合大企业,这又进一步让多布斯苦恼不堪。他写道:“伍德拉夫就像一条浑身长满跳蚤的脏狗一样忙个不停,他情绪高涨,正计划把可口可乐公司、瓶装公司和所有瓶装厂合并成一个大企业,还要瓶装商们交出财产和厂房换取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多布斯驳回了这个建议,他绝不同意与伍德拉夫和“卢普顿一伙”共事。
7月,在纽约召开的执行董事会上,多布斯内心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了。伍德拉夫不顾及战后物价上涨的因素,坚持本年度的广告费用不得超过120万美元。举例来说,刷墙工人的工资是去年的两倍。多布斯不得不告知董事会,他已经花掉了110万美元,并且到年底的时候花费还会更多(事实上,1920年最终决算时,广告费高达230万美元)。会后,多布斯把伍德拉夫叫到一旁,不同寻常地教导了他一番。事后他向达西详述说:“我尖锐地问他对广告和广告费用究竟了解多少。然后,我又问他,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广告问题提出建议到底有多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