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我们四人中‘队长’是犯罪心理学家……如果你仔细分析扒窃案例，就不足为奇了，最易丢东西位置，屁兜、上衣口袋；最易受侵害的目标，20至40岁女性；这两个数据在大数据分析里遥遥领先。扒手也是看人的，要长得凶相外露的，他未必敢下手；要把包紧紧抱在胸前的，他也未必下得了手，而年龄太大的，他们也不会下手，知道没有什么值钱东西，所以……”贝琳促狭笑笑，放了一段截取的视频，看清了，是被调派的女警统一长裤上衣，屁兜里插一个手机、口袋里装上一个，既招摇又招贼，在那个拥挤场合不被偷才怪呢。
“厉害，这招都想得出来。”周宜龙愣了下。
“还有问题吗？”贝琳又问。
“还有就是，你怎么确定，这些被偷的手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进入销赃渠道？万一他藏家里呢？”周宜龙故意挑刺道，现在看样子似乎不可能，但要是没有发生之前就判断出来，那就不简单了。
“如果单个扒手可能这么做，但是团伙作案升级之后，其模式已经固化了，偷的得手马上转手，转手的在聚到一场，迅速出手，到了销赃渠道他们再设法处理，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让真正偷的风险降到最低，即便抓到人，这些赃物去向他可能也说不清楚；或者你抓到销赃的，赃物从那儿来的，而中间转移和藏匿的，赃物停留的时间很短，单凭指认没有证据，你又对他无计可施……那，就像长安这些年，抓了放，放了抓，他们一直逍遥法外。”贝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