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半个月前，我再一次发病，肯特说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剂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细菌感染一次，药物将给我的脏器带来无法逆转的损伤，届时必须通过手术换掉被损伤的脏器，但我却极有可能在手术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他还是聂亦，都将束手无策，其实他现在已经束手无策。
肯特是这个领域内唯一能让聂亦低头的老科学家，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回了A国。
其实在肯特回A国的两个月前，我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们专业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盏灯，我能看到幽暗的灯苗，能预计到它将在什么时候熄灭。
自第一次病发后，很多时候我都待在无菌病房中，但现有的无菌病房并非百分之百无菌。聂亦一直在为我试验完全无菌的无菌玻璃房。
我在出走的前五天接到肯特的电话，省了所有的寒暄，他说：“你可能已经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Yee希望能对你实施急冻，这是最后方案，为此近期他要再来一趟A国。但我很遗憾，以你现在的身体指标，急冻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抱歉，我救不了你，Yee也不行，虽然他还不肯承认。”他给了我三秒钟的时间让我消化这个现实，才继续道，“这是一个让我很难过的结果，情感和专业上都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做的，尽快去完成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可以告诉我，我会尽可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