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个问题显然仍在困扰研究陈寅恪史学观念的学者，我的一些看法似还有必要重申。从今存《陈寅恪文集》看，除《柳如是别传》的撰写有明确的在方法上异于乾嘉（立异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超越）之意外，其余大的著作如隋唐史二论和元白诗等，以及陈的多数单篇论文，都不好说有特别针对乾嘉之意。以陈先生自己提倡的考证方法（即不但要找出可能的关联，而且要指证实际的联系，更要排除其他可能的关联），要证明他的这些著作意在超过乾嘉，恐怕是难以落到实处的。
实际上，史学非乾嘉之所长，而陈寅恪更视清代史学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详后），如果陈先生真以超越乾嘉为主要目标，他当多治经而少治史（陈先生确具治经之实力）；比如他提及的“中藏文比较之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当属小学，即是乾嘉诸老的强项。就算陈先生专选清儒相对忽视的史学作为超越的领域，也当针对乾嘉人之所长超而越之；但陈寅恪一生不止一次说过他“不敢观三代两汉书”（这有其特定的针对性），此正乾嘉诸老之所长，何以他偏不读乾嘉之人所读书、不治乾嘉之人所治而另辟蹊径？陈寅恪毕生所治，多半为乾嘉学术的弱项，若陈先生专立意在乾嘉诸老所不甚重视甚至不知道的方面去“更上一层”，岂非胜之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