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论“曲笔”，还用了“舞词”“臆说”“不直”“谀言”“谤议”“妄说”“诬书”“曲词”这些概念。“不直”无疑是“直”的反意；“舞词”“臆说”“妄说”是指史家极不负责的行为；“谀言”是阿谀奉承之言，“谤议”“诬书”是诽谤、诬蔑之词，“曲词”是歪曲、曲解之说，都是有明确目的的“曲笔”行为。“曲笔”的目的也有种种表现：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或阿时，或媚主；或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概而言之，不外是为了谋财、谋位、谋名。可见，“曲笔”作史者，在表现形式上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对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应当做具体的考察和批评。
关于“直书”与“曲笔”对立的根源，刘知幾从理论上提出了两点认识。首先，他从人的“禀性”出发，认为这是“君子之德”与“小人之道”的对立。他写道：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