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疯狂的学习
前一篇文章提到，切利虽身处逆境，却矢志追求更为崇高的艺术目标，在师法舍短中探索学习的最高境界。然而高度究竟到哪里？从漂泊时期的录音来判断还是很朦胧，直到切利比达克重返德国，执掌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之后，答案才渐渐显明出来。
随着我对昆曲艺术越来越感兴趣，就发现观察艺术家的传承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一度认为西方音乐演绎者不重口传心授，而能够通过一种系统化的方法学习作品、建立自己的演绎是“先进”的体现，因为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防备文化断代所造成的威胁。西方的“演绎者的黄金年代”界定并不明确，可能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50年代，也可能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左右（后一种划分迁就录音史）。但无论如何，哪怕黄金时代过去了，当代的演出同样大有可观。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西方的那个系统本身足够“科学”，以致历代才子都能在其上建立自己的一片天地；其次，当然也是因为他们那里的文化断代虽造成某些影响（譬如演绎者们表达个人理解的尺度），却还不足以使文脉断绝——某种艺术的内部发展规律的彻底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