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谈到了对弗洛伊德的理解。那么多专家学者只关注前期弗洛伊德，关注以自然生命的“性本能”为基础，也就是以蛇的身躯为基础的压抑假说，而不涉及后期弗洛伊德，不关注《摩西与一神教》对弑父的重新解释。“我真为我们那么多的专家学者感到悲哀。”他说。事实上，如果以自然生命的“性”作为人类文明的原初推动力，以欲望的满足为最高价值，那人就注定只能是奴隶。为了“性本能”的满足，他不断压抑自己，不断在罪感的折磨下逃避自己，最终变成了“文明人”，变成了欲望的奴隶。现代人津津乐道的“主体”（Subject），恰好道出了这个隐秘的奴隶逻辑：他只有预先“屈服”（sub-），屈服于欲望，屈服于权威，屈服于他者，才能最终成为主体。按照早期弗洛伊德的逻辑，那个终其一生都在逃避的王，和那个终其一生都在犹豫而丧失了行动能力、生命能力、第二创造能力的王子，就是人的必然宿命。难道就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站出来，对这样的必然宿命说“不”吗？没有一个人看见这里的荒唐吗？究竟是弗洛伊德本来就这么肤浅，还是“我们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太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