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那么多的个人品质和资格似乎不太可能。因为真正关注现行制度中不公正现象的人本来就为数不多，而在这些人当中，又常常是些义愤多于理性的人。
只有极少数卓越的人才会对人类产生普遍的爱，这种爱使得他们不能忍受许多常见的社会丑恶现象和人类苦难，不论这些邪恶和苦难是否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首先从思想上进而在行动上所追求的目标，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创建新的社会制度。通过这种追求，生活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加富裕、更加充满快乐，更少一些可以预防的罪恶。［17］
兼有义愤和理性的人更少。这样的人不仅思想观念清晰，而且具有远见卓识，他能洞识并提出社会改革的正当时刻，因此他们对于观念和制度的创新，既不会感到震惊，也不会感到羞惭。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即使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也只是取得部分成功，甚至于最杰出的伟人也难免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某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