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六年时，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何况提倡白话诗。所以适之诗中有个“两个黄蝴蝶”一句，就惹恼了一位黄侃先生，从此呼适之为黄蝴蝶而不名；又在他所编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其实，胡适之诗中用了黄蝴蝶就该称为黄蝴蝶，黄季刚文中用了驴鸣狗吠就不该称为黄驴鸣黄狗吠么？
然而古老的国粹先生决不肯作这种反省工夫。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
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然而我们终于没有尝到牢狱的滋味——至少也可以说我们中并没有任何人在明白宣布的提倡白话诗文的罪名之下遭到逮捕——这就不得不有慨于北洋军阀的宽宏大度，实远在读圣贤书，深明忠恕之道的林琴南先生之上。
现在是时移世变，情形和当初大不相同了。虽然还有许多人对于白话文痛心疾首，一般人却已看做了家常便饭：愿意做的人提笔就做，不必有什么顾忌，不愿意做的人也只是不做而已，至多也只是摇头叹气而已，决不像林先生那样的拚命。所以我把这一部稿子印出来，真是了无足奇。岂特了无足奇，亦许有许多思想比我们更进步的人要在旁冷笑，以为这算得了什么东西呢。不差，以鞋子里塞棉絮的假天足，和今日“裙翻鸵鸟腿”的真天足相比，那算得了什么东西呢？然而假天足在足的解放史上可以占到一个相当的位置，总还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