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从少年起，就由于珲春特殊的历史地位而在他性格中染上了一层民族自尊色彩；进入青年期，他又在下乡劳动中与贫困农民结下深厚的感情。因而当他流亡到上海很快就迎来抗日救亡、全民抗战的新时代时，他才能奋不顾身冲向前线，写出颇有影响的抗日作品。然而骆宾基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其负重意识还主要侧重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即使是他能意识到批判现实、忧患人生的意义，也还停留在印象化的情感阶段，没有超出自发与朴素的层面。
可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骆宾基创作视野的拓宽，特别是国统区黑暗现实的触发，使得他在创作重心转移过程中，开始回顾历史、审视社会、瞩目人生和内省自己了。他在与友人通信中写道：“有时我自问，这是脚踏实地的作战吗？我自己作答：是的，就是那个坚强的鲁迅，还需要走到森林去‘舐伤口’呢！”[8]这个曾在冲锋陷阵的战斗中写出不少宣传抗日作品的骆宾基，此时此刻能从韧战角度理解文学的战斗作用，不能不说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对文学教育功能的新认识。这一艺术观的确立使他冲破了20世纪30年代单一的艺术格局，表明了他面对着“中国独特的苦难、中国独特的‘褴褛’‘阴湿’和‘骄傲’”[9]开始形成一种批判与忧患交织的现实主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