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文明进程中人的自我控制的增加，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家意识到理性化和社会规范会导致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僵化。在这一层面上，木偶人奥林皮娅也是市民社会中被规训了的、被理性化了的一类人的参照，如坚持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一切现象，被纳塔奈尔称为“冷血的机器人”的女性市民克拉拉。克拉拉一直希望做纳塔奈尔的守护天使，帮助他走出内心的幻想世界。然而理性对黑暗幻想的收服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小说结尾，霍夫曼为克拉拉安排了一个看似如田园诗般的童话结局——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过上了安宁的家庭生活。而这种外在的安宁也受到了质疑。在和一个精神崩溃的人长期相处并经历了他的一再发疯和塔楼上发生的那一幕之后，如果她“仍然可以享受平静的家庭幸福，那么这种幸福只可能是内心在受到压抑后的表面上的幸福”①。
在对《沙人》的阐释中，不得不提到弗洛伊德的《悚然之物》。弗洛伊德认为“悚然之物”带来的恐惧来源于未知的和不熟悉的。小说中纳塔奈尔在给洛塔的信中提
及第一次见到奥林皮娅的感受时用到了unheimlich一词：“她让我感到毛骨悚然。”(S.356)弗洛伊德则认为“看起来像活人的木偶奥林皮娅并不是在小说中造成恐怖效果的唯一原因”②,而是沙人和与之相关的对失去眼睛的恐惧。在弗洛伊德的解读中，小孩对眼睛被剜去的恐惧是阉割恐惧心理的一种替代，俄狄浦斯自戳双眼仅仅是相对于阉割惩罚的一种减刑。他认为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沙人每次都以爱情绊脚石的角色出现”③。纳塔奈尔童年时偷看父亲和科佩琉斯做实验被发现后遭受后者的虐待、差点失去眼睛的经历作为“原初场景”(Urszene)一直埋藏在他的记忆中，并影响着他认知世界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