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是他忽视了帝国政权的基本事实，争夺政治权力的最大障碍是皇权体制下官僚集权专制，任何利益的调整都可能涉及对于皇权利益和整个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的侵害，连崇祯皇帝都动不了的官僚体制，他一介书生想率领他的书生集团面对体制进行挑战，几乎是异想天开。当然此刻张溥仍然沉浸在自己美好的梦想之中。
他开始拿“复社”和万历、天启年间的“东林党”人来进行比较。他认为复社所占的优势远远超过“东林”。因为东林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团，最多是官僚体制内部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松散团伙，而且徒有虚名，声望大于实权。在受到政敌打击的时候就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只有等死。复社则不然，一开始就是有着严密组织结构的社团。一方面他根据东林失败的教训，设计出新的发展方向和方法，以避免东林覆辙，另一方面却继续打出“继承东林”的旗号。因为东林大旗始终飘扬在道德制高点上，政治失去了道德就是朝纲的堕落，此刻朝纲已堕，需要的是有人重新振兴，舍我者其谁呢？他哪里懂得结构性腐败对于整个官员和准官员队伍的腐蚀是不分彼此的，不管谁上台都会不由自主地按照帝国下滑的曲线坠落下去。无论是有阉党背景的温体仁或者有东林背景的周延儒，最后一定是殊途同归，他们的斗争只是权力的争夺而已，争权夺利必然充满着阴谋、血腥和不择手段。世间最虚伪的说教就是只要目的的正义性，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用在明末党争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程序的非正义性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畸形而变异的，充满着乌托邦似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