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翻译成绩，亦至可惊。根据唐代《开元释教录》所述，自汉末下迄唐代开元中叶时代，译人一百七十六，所译经典达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根据现存的翻译经典而论，汰其伪托，删除重复，亦有五千卷内外，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绝大事业。这一事业之大部分，十分之九的工作，全在上述五百年间。若论中国僧人自己撰述，在此时期内亦至少有三四百种之多。
我们若论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魏晋南北朝一段，诚然可说是中国史上一个中衰期。若论学术思想方面之勇猛精进，与创辟新天地的精神，这一时期，非但较之西汉不见逊色，而且犹有过之。那时一般高僧们的人格与精力，眼光与胸襟，较之两汉儒生，实在超出远甚。我们纯从文化史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演进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并没有中衰。
上面屡经说过，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换言之，即是文化界线深于民族界线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文化虽则由其独立创造，其四围虽则没有可以为他借镜或取法的相等文化供作参考，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终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不局促于一民族或一国家。换言之，民族界线或国家疆域，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一种宏通的世界意味。我们只看当时中国人对于印度佛教那种公开而恳切，谦虚而清明的态度，及其对于异国僧人之敬礼，以及西行求法之真忱，便可为我上述做一绝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