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我和园子的通信，也多少有些值得一提的进展。在信里，我大胆放肆地写。有一天上午，警报解除的铃声响过，我回到工厂时，打开放在桌子上的园子的信。我双手颤抖，沉浸在一种轻微的酩酊之中。我一次次反复地读着其中一句话：
“……我喜欢你。……”
她的不在给了我以勇气，距离给了我“正常”的资格。换言之，我的“正常”是临时雇用来的。时间和地点的隔离，把人的存在抽象化了。由于这种抽象化，我把对园子的倾心，与超出常规的、无关乎倾心的肉欲，化为等质的东西统一于我的身上，时时刻刻地把我的存在平静和谐地固定下来。我是自由自在的，每天的生活都有无法形容的快乐。有消息说，敌人很快就要从S湾登陆并席卷周围地区。于是，我周围的死亡气氛比以前更浓了。在那种环境里，我真正感到“人生是有希望的”!
过了四月中旬的某个星期六，我回到了久别的东京的家。我从书架上取出几本在工厂读的书，再顺便到郊外看母亲，并打算在那里住一宿。可是，在回来的电车上遇上了警报，电车走走停停。其间，我忽发感冒，直打寒颤，头晕目眩，浑身发烧，不想动弹。根据数次经验，我知道这是扁桃腺发炎的症状。一回到家，赶紧让书童铺好床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