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个宪章派，从来就不是。我确实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公共弊病引起大家的怨恨，不过我并不认为宪章派的主张是纠正弊端的什么好办法。我要是那么认为的话，那可就真的成了宪章派了。可我并不那么认为，所以我也就不成其为一名宪章派。我阅读报纸，也上伯明翰我们称为“会堂”的地方去听听讨论，所以，我认得宪章派的许多人。不过，各位请注意，他们可全都不主张凭蛮力解决问题。
要是我说自己向来有创造发明的癖好，这话也不好算是自吹自擂(我这个人要是不当即把想到要说的话统统记下来，就没有办法把整个事情写完全)。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20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10点钟，我终于完成了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我的一位名叫威廉·布彻的朋友是个宪章派，属于温和派。他是位挺棒的演说家，谈锋相当雄健。我经常听他说，咱们工人之所以到处碰壁，就是因为要奉养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衙门，就是因为咱们得遵从官场的那些敝习陋规，还得缴付一些根本就不应当缴付的费用去养活那些衙门的人。“不错，”威兼·布彻说，“全体公众都分担了一份，但是工人的负担最重，因为工人仅有糊口之资；同样道理，在一个工人要求匡正谬误，伸张正义的时候，谁要是给他设置障碍，那可就是最不公平的事了。”各位，我只不过是笔录威廉·布彻所说。他是在演说里刚刚这么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