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唐律，汇合先秦、两汉以来，历代法律菁华，为中国法系成熟之结晶品。其法律全部之用意，重人品，重等级，重责任，论时际，论关系，去贪污，定主从，定等次，重赔偿，重自首，避操纵，从整个法律精神中间，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甚深意义，不仅为后来宋、元、明、清四代法律之蓝本，而且顺适行使于国外，东起日本，西达葱岭，北方契丹、蒙古诸族，南方安南诸邦，全都是唐律广被行使之地。
现在再论到唐代一般国民负担，如赋税与兵役等，似乎亦较汉代为轻减。汉人三十税一，税额已极轻，但唐代更轻，实际只合四十税一之数。唐代的“租庸调”制，沿接北周“均田”制度而来，全国农民均各计口授田，因有授田始有“租”，壮丁的力役为“庸”，地方土产之贡献为“调”。庸、调与田租配合征收。依理论，全国没有一个无分田的农民，因此也不应该有一个农民负担不起他应向国家缴纳的租、庸、调。汉代只做到“轻徭薄赋”，唐代则进一步已做到“为民制产”。先使每一国民有他普通水准以上的生活凭藉，再继之以轻徭薄赋，国民经济自然更易繁荣。汉人的眼光，常注意于裁抑兼并，如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即限止每一国民最高额的土地私有量，直到王莽主张把田亩收归国有皆是，唐代则进一层注意到田亩之平均分配，使下级农民皆有最低额之田亩，则上层豪强之兼并，自可不禁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