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觉得怎么样？”他笑着说道，“顶楼安装了水箱，可以容纳八百升水。”
他们穿过院子，来到街边，然后上了一辆马车。尘土飞扬，好像天要下雨了。
“您冷不冷？”透过扬尘，安德烈伊奇眯着眼睛问道。
她没有回答。
“昨天萨沙，您记得吧，说我啥事不做。”她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没错，他说得没错！确实如此！我啥也不做，也不会做。亲爱的，这是为什么呢？一想到有天我会戴着大盖帽跑来跑去，心里就很反感，这是为什么呢？一看到律师、拉丁文教员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浑身不自在，这又是为什么呢？噢，俄罗斯母亲！您身上有这么多游手好闲、一无是处的人！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压迫着您，苦难深重的母亲！”
他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结婚后，我们一块儿去乡下，亲爱的。我们在那里工作！我们买一块地，有花园，有小河，我们一块儿劳动，观察生活……噢，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