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两种传统中，也就是黄灿然说的双重阴影里——一是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二是西方主流语言如德语、法语、英语、俄语等改写的西方现代文化传统。一方面，我们无法回归东方传统，成为自己的“异己”；另一方面，我们是西方文化的“他者”和陌路人。如何找到自己的文化自信？一个有效的途径，寻找西方文化和汉语源头的共同性——隐喻的世纪，象的世纪，回到前逻各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废名、何其芳、戴望舒等人都曾将诗歌的触角延伸到法国的兰波、马拉美等的视野里，同时，再度与晚唐时期的诗歌相遇，重新指认玉谿诗、金荃诗、白石词、梦窗词，意图使现代汉诗与晚唐温李—南宋姜吴传统进行对话、激活、超越，但他们在对历史的复写、重写、改写中，并未建构起汉语新诗的主体性。
经过20世纪20—3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文化领域的“西寻故乡”，柏拉图、黑格尔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导了中国的文化思潮。20世纪90年代“新儒学”“新国学”掀起热潮，但是这些喧嚣带有更多的功利色彩、投机色彩以及非学术性、表演性。这种国际化幻觉和投机主义的所谓本土性，都是一现之昙花。唯有植根汉语智慧的开放性的本土性，才能够避免将“汉语世纪”视为一个简单的口号。任洪渊在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双重领域，做出了卓绝的努力，他双脚跨在汉语文化和西方文化逆向发展的两条河岸，在两种文明之河的滋养下，从他的人性基因里生长出来的汉语文化诗学，带着任洪渊个体特有的生命温度，伴随着他特有的灵魂悸动。他以学术与创作互证的方式，彰显出汉语诗性文化哲学的魅力。从1994年到现在，他一直呼吁：“是该继续曹雪芹词语红移运动的时候了，在这个世纪末。”(136)二十余年已经过去了，他的呼吁仍然孤掌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