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边界问题上，陶东风所持意见与童庆炳的观点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第一，对学科知识生产以什么为导向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
陶东风认为，文学理论研究者所从事的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活动，当以问题为中心，而不必以既定的学科规范为导向。身处文艺学学科之内进行知识生产的陶东风不太顾及学科规训，认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不是非得要研究文学，只要能够研究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便足矣。他写道：“现实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而人文学科的首要目的则是理解和解释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人文科学研究者、我们知识分子不是首先想着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学科边界，甚至自己的饭碗，难道不是有点不正常吗？”[56]这显然是惊世骇俗地挑战学科之举。但问题是，陶东风为什么不直接走出文艺学而免去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原因之一恐怕是陶东风试图创新文艺学学科范式，从而将它带入新境。在他看来，文艺学研究方法对于实现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目的有重要帮助，而通过学科反思，我们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会实现他所期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陶东风以霍加特、威廉斯为例，说明文学研究对于理解生活方式的复杂性和真实性有重要帮助。陶东风期待通过文艺学学科反思，实现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继而产生如《识字的用途》这样的著作，其意并不是要取消文学研究。与童庆炳一样，陶东风的目的也是生产出有效的文学理论知识，把文艺学学科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