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不同意张烈的观点，他认为，以心求事父之孝道，是在心中建立孝的观念，使孝成为理性的自觉。在他看来，单凭感官不能获得对自然的认识，只有用心去把握，运用理性思维才能认识日星风雷等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规律。道德伦理也是如此，它不是全由个人实践经验中直接获得的，也要依靠理性的自觉，开启心里所固有的善的潜能，同时离不开教育、社会影响。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的行为准则，是被抽象化的理性东西，所以是“虚”。君虽然是客观存在，“人人有君”，但不能“人皆事君”。事君以忠的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虚”的东西。作为道德，人人都要承认它的必要。
张烈断定理从事物中来，忠孝之理必求于君父，有感觉经验的色彩。毛奇龄从人的理性角度提出问题，强调理性的自觉，比张烈要深刻，但有主观的、先验的成分。另外，两人侧重点也不同。张烈重物，毛奇龄重人。这个世界只有人或从人的角度去观察才有意义，离开人或没有人，世界虽说存在，但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