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言之，头发抑或衣冠，是一种“文物”的象征。留发抑或剃发，主要牵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孝道之承继。俗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剃发，就等同于毁伤父母之遗体，这是一种大不孝。二是夷夏之大防。若剃发，就是抛弃华夏文明之风，甘愿认同蛮夷之俗，这是一种不义。就此而论，以清初士大夫遗民群体为考察的主体，透过他们面对剃发政策的行为动向，进而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对其头发衣冠情结加以心理分析，则尤显必要。
（一）清初剃发易服历程的重新厘定
明清易代，不仅关乎政治史层面的朝代更替，而且牵涉到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转向。作为少数民族的蛮族入主中原以后，由于采取了剃发易服的政策，致使这种制度变更尤显突兀。服饰制度的更替，即为典型例证。
当时的松江府上海县人姚廷遴，如实记录下了服饰制度的变更：其一，衣冠发饰之变化。在明代末年，松江府上海县，在崇尚奢华的风气之下，无不宽衣大袖，衣长四尺，袖长二尺，袜子全是大统袜，而鞋则崇尚浅面。男子至16岁时才留发，头发长披在肩上，与妇女无异。当然，亦有男子梳三把头、泛心头等发式。至于那些发少之人，则“用剃益之”，甚至有人将头发“团如冰盘者”，亦如妇女梳妆一般。此外，在头上插簪带花，并将披发掳扎起，称之为“直掳头”。至20岁之外，头才戴冠帽。那些一直没有进学的老童生，与未冠的童生一起赶考，则被称为“老扒头”。至30岁之外，才开始戴帽。等到清朝定鼎以后，衣冠发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亦即“削发打辫，箭衣小袖，深鞋紧袜，幼童俱戴帽”。其二，服色等级制度的丧失。明季服色，俱有等级。乡绅、举人、贡生、秀才均戴巾，而百姓则戴帽。在冬天，士民戴绒巾、绒帽，夏天则戴鬃巾、鬃帽。有些士大夫子弟，崇尚戴“飘飘巾”，即前后各披一片；又喜戴“纯阳巾”，即前后各披盘云。至于庶民，即使家中极富，亦不许戴巾。入清之后，则无不戴貂鼠、骚鼠、狐皮缨帽，不分等级，佣工贱役及现任官员，一起乱戴，等级制度，荡然无存。其三，衣服之制的变化。在明季，现任官员均以云缎制为圆领。士大夫在家，则穿云缎袍。公子、生员之流，只穿绫绸纱罗。入清以后，不论下贱，凡是有钱之人，任其华美，云缎外套，无不穿着。[149]这种服饰的变化，在普通读书人中反映更为明显。如在明朝，士人大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清朝定鼎之后，士人则多戴平头小帽，以自匿晦。在清朝功令的严敕之下，戴方巾已为世之大禁，于是士人不敢再戴平顶帽。即使是巨绅、举人，外出亦与齐民百姓无二。若是有士人私居戴方巾，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惨祸立发。琴川二位士子的惨剧，即为典型例证。史称这二位士子在巡按御史行香之日，头戴方巾，杂列众人之中，被巡按御史瞥见，即刻杖责数十，随后题疏上闻，又将二士枭斩于市。又在明代，士人穿戴，无不大袖翩翩。入清之后，一旦被严令革禁，则只得短衫窄袖，一如武人装束。[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