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修即可安身，在王艮看来，“安身立本”内涵着人我之间的某种对等关系，个人的意志、欲求既不可强加于对方，亦不能受制于人，而是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若就人与道的关系而言，则身与道处于同等地位。王艮辨析人与我、人与道的关系，突出了个人的政治地位和价值判断的权威性，这正是实现道德实践的前提。将这样的认识用之于政治实践，如果不能安身，也就谈不上安天下国家。因此，王艮的“安身立本”在突出个人的意志和价值的同时，又树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他强调修身正己的目的是为国为民。这种意识，不仅局限于王艮启蒙教化的讲学，还将其融入现实政治的参与中，泰州后学所具有的急人之难的侠义精神，则显然与王艮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意识有直接的联系。
然而要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利。王艮以维护个人利益和安全为出发点，他又强调保身。但他所讲的保身，又不是单纯以一己之利为目的，还融入人格道德实践，提出保身必然爱身、尊身，并提出尊身立体的主张，把尊身与他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学”的“道”相结合，要求“尊道”。这种认识体现了王艮在确保自身物质需求和保障肉体生命的同时，对人格尊严的看重。这种观点在正、嘉时提出尤堪注目。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使诸多官员横遭廷杖贬谪摧残，士人欲保身则唯有离开仕途而归隐，于身不保，遑论其他。到嘉靖中后期，士人之人格操守已大不如前，诸如附势谄媚、假公济私已不属罕见。因而，可以说王艮适时提出这样的观点并非多余，虽然无助于挽救朝中士风的败坏，却也推动了晚明士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对追求自我价值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