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当政后期，指责一些疆吏轻于改变旧制。他说： “常见督抚提镇等于莅任之初，或轻听人言，或自凭臆见，率尔具奏，更改旧章，不计事之永远可行与否，及至再经条奏，仍复旧规，多费曲折，地方官民未必不受更张之扰累”。其实，他很可以反躬自问，正是因为他锐意改革，有的人搞迎合，经过申请，由他批准实行，所以这些官员犯的过失，正是由他促成的。他的急躁病应是出现此种败政的原因之一。
有人批评雍正， “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人指斥他“以黑为白” “群臣莫能矫其非” “为人自圣”。归纳这些评论，无非是说雍正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符合事实。雍正对许多问题的决策，事先都同有关官员商讨，就中他进行考虑，吸收众人的意见。前述在朱批奏折中讨论政事，已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于有些事情中的错误也是乐于承认的。年羹尧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在多种场合表示自己识人不准，用人不当。两广总督孔毓珣因与年羹尧有往来而引罪，雍正则说“朕无识人之明，误宠匪类，正自引咎不暇，何颜复株连无辜”。再如，雍正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建议在该地开炉铸造制钱，以便禁绝私钱，雍正朱批不同意，不久，在石文焯的十一月的一份奏折的批示就改变了态度，他写道： “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雍正对他的纳谏问题向大臣做过表白： “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由此可以看出，把他完全看成是文过饰非、刚愎自用的人，的确与事实不合。但是他确实也有过于自信的事实。他以为通过各种渠道完全掌握了下情，其实有的官员的报告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他却因之对事情作出错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