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虽不是历史撰述工作，但对以女真族统治集团为主的金朝政权来说，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史学活动。它对于当时的政治发展、取士制度、文化交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朝皇帝中，熙宗和世宗尤其重视读史，注重吸取历史经验。熙宗对臣下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他还以“幼年游佚，不知志学”为悔，颇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和《辽史》诸书。[148]金世宗在位时间较长，于史书也颇有论说，认为：“《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他读《后汉书》，称赞汉光武帝度量之大，是“人有所难能者”。他自谓“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149]。从他们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来看，金代的译史之举同辽代一样，在推进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上，起了重要作用。
五、纂修实录和编撰《辽史》
金朝仿辽、宋体制，设立了比较完备的修史机构。记注和纂修日历、起居注、实录，以及编撰《辽史》，是金代官修史书的重要方面。
金朝设国史院，有史官：监修国史，掌监修国史事；修国史，掌修国史，判院事；同修国史2人，女真人、汉人各1人，也曾置契丹同修国史，后罢；编修官，女真、汉各4人。此外，还曾专置修《辽史》刊修官1人，编修官3人。国史院的主要任务是纂修各朝实录。史官兼以谏官兼其职，金朝后期改此制，“恐于其奏章私溢己美故也”。又设起居注，置修起居注，掌记言、动。曾以谏官或左右卫将军兼其职，金朝后期改此制。金末以左右司首领官兼带修起居注官，但应“回避其间记述之事”。此外，还在著作局内置掌修日历，由著作郎、佐著作郎编修日历（以上均见《金史·百官志》一、二）。从《金史》纪、传来看，任史职而有姓名、事迹可考者，远多于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