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沙俄政府已任命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丕业罗幅斯奇为全权代表，于4月24日在北京同户部尚书肃顺互换中俄《天津条约》。丕业罗幅斯奇并向清政府提出8点要求，包括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勘定”中俄西段边界以及俄国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齐齐哈尔设领事馆等等，被清政府予以拒绝，交涉陷于停顿。沙俄政府乃改命伊格那提业幅出使中国，准备逼签新的割地条约。伊格那提业幅于7月初由陆路到北京，向清政府进行进一步勒索。美国公使华若翰则在英法联军自大沽口退走后，由北塘经天津进入北京，后来回程中在北塘与恒福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华若翰换约后回到上海，与何桂清议定从11月24日起按中美新约输纳船钞，1860年1月1日起潮州、台湾（台南）开市。英、法侵略者援引“最惠国条款”，马上享受到中美《天津条约》上给予美国的权利。
三　战争再起
英国政府接到大沽事件的消息以后，首相巴麦尊暴跳如雷。他给外相罗素的信上说：“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攻占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在那里，这是最适当的措施。”于是，英法两国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并分别以克灵顿和孟斗班为侵华军总司令，派军队到中国来，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1859年9月，英外相罗素提出对清政府的6项要求，后经英法两国政府的修改补充，主要归结为下列各点：（一）由法国政府提议增加赔款数额，包括天津条约规定的赔款在内，共定为英、法各6000万法郎（约合银800万两）；（二）占领舟山作为抵押；（三）要求清朝政府道歉、换约并履行《天津条约》。此外，英国开始图谋准备强占九龙，法国则企图为天主教会夺取新的特权。罗素还训令普鲁斯把作战地区局限于华北，对上海、广州以及其他地方则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