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残存的一些可以证明，19世纪头20年工人的文学成就的资料说明，要对他们的识字状况作出概括是愚蠢的。在卢德运动（除工人外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行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无名之作，有自觉地呼唤“面带微笑的自由”的，也有用石灰写在墙上的几乎无法辨认的东西。我们可以举出这两方面的例子。1812年，索尔福德验尸官对一个袭击伯顿工厂的人被枪杀一事作出了“正当杀人”的判决，他因而受到警告：
……知道你是个该诅咒的献媚者，如果伯顿的恶劣行径是“正当的”，暴君的法律就成了理性的指令。——你可要当心点！即使在地狱之潮泡上一个月也别想让我们忘记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它只会促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并使人们义愤填膺。[7]
信的结尾用的是拉丁文“卢德作”——这使人想起了曼彻斯特人自己曾夸耀过的一所语法学校（班福德本人曾在那里短期上学）和其他私立学校，工匠的孩子们在这些学校学到的拉丁文还是足够他们署名的。另一份文件是在切斯特菲尔德市场发现的。目的大致相同，尽管作者错字连篇。但多多少少带有更大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