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的构思来看，康有为是颇费心思的。卷一谈《春秋》的宗旨，卷二谈《春秋》的范例（事例）、卷三谈《春秋》的礼义，这些都是有现存的文献做依据的。卷四谈所谓“口说”，亦即没有经典文献依据，但却认为是真正的孔子精神、真正的春秋大义的内容。大概由于是“口说”，本卷和卷一、卷二、卷三、卷五、卷六不同，没有小标题。由于没有小标题，在表象上似乎与卷七（“传经表”）和卷八（“董子经说”）相同，实则在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不同。这个不同，就是该卷（“口说”）是康有为公羊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有很多按语，很多“创见”。卷五谈改制，卷六谈微言大义。显然，由宗旨、事例、礼义，到“口说”（实是对《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的阐发），进而“改制”，最后以“微言大义”收束思想论述部分。继而，开列“传经表”以凸显董仲舒公羊学的传承谱系，实际上也是增强该书的权威性；最后，点明《春秋繁露》里面引证、援用的若干文献，是出自《六经》某部分，或者出自儒家某部其他经典，不仅彰显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经典权威性，同时也展示了康有为自身的博学和论学的有据。整个思路，具有明显的逻辑性，可谓层层递进，环环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