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曰“地理书”，如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山水记》，记一方之物产、风俗。
十曰“都邑簿”，潘岳《关中记》、陆机《洛阳记》、《建康宫殿》（撰人无考），此记“帝王桑梓”，“书其轨则”，“龟镜将来”。
在这10类“史之流别”中，刘知幾共列举40种书作为论证之例，上面举出的32种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这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出此时史学的多途发展的生动面貌。
此外，南朝梁太子萧统编纂《文选》，专立“史论”一目。其序称：“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6]《文选·史论》除收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一首外，其余所收录者则为干宝、范晔、沈约等之论赞。《文选》是诗文总集，但“史论”以专题出现，这还是第一次，说明史论在这个时期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在史注方面，也涌现出一批名家，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裴骃《史记集解》、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音义》、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后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其自注者如羊衒之《洛阳伽蓝记》，亦颇知名。史论和史注的受到重视，亦为此时史学之多途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