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冯友兰英译本对郭象义理的吸收及延伸
郭象注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而发展了“名教即自然”的哲学体系。对比庄子超越的出世思想，郭象注显然更加入世，更容易为世人接受。冯友兰的自注顺承了郭象的思想脉络而又有自己的发挥。他的阐发更接近现世，加之冯友兰的西学背景，也决定了他的着眼点是在当下，而并非庄子那玄之又玄的“道”。比如说，郭象把庄周的逍遥义改成“适性”，冯友兰直接把“逍遥”等同于“幸福”，“凡物皆由道，而各得其德，凡物各有其自然之性。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19] 冯友兰用《逍遥游》中鲲化为鹏的寓言说明此理。可见，冯友兰的“幸福”义涵盖的主体是“物”与郭象的“万物”等同，而幸福的来源也“顺自然之性”，与郭象的“适性”相类，而得到幸福也很容易，“当下即是”，远比庄周需要“心斋”、“坐忘”、“丧我”才能得“道”来得简单。所以冯友兰对庄子思想的阐发更适合现世的需要。
“逍遥”演变成了“幸福”，“齐物”演变成了“自由平等”。冯友兰翻译《庄子》是在20世纪30年代，正值社会变革，颠覆旧价值，重塑新思想的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宣扬西方“民主”，宣扬人格独立，权利平等，思想自由，高唱“自由平等”的口号。西方文明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是万物之主”。经历了长期专制的中国人迫切地需要个性的解放，自我张扬。不难理解冯友兰延续了郭象的“均异趣”，把庄子的“齐物”演绎成“自由平等”。冯友兰说：“可知庄学中之社会政治哲学，主张绝对的自由，盖惟人皆有绝对的自由，乃可皆顺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主张绝对的自由者，必主张绝对的平等，盖若承认人与人、物与物间，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则善者应改造不善者使归于善，而即亦不能主张凡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无不对也。”[20] 并举《齐物论》中“民湿寝则腰疾偏死”一段为例。《齐物论》原文本指所谓万物一齐是站在“道”的高度上来说的，“道”是高于“物”的，相对于“道”来说，物之间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庄周本意鼓励人们去追求那高妙的“道”，而不是满足于“朝三暮四”般的囿于“物”的见地。冯友兰却把“齐物”按照“平等”来理解，是为了阐发他本人的哲学观点而对庄子原文进行的断章取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