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世俗化，宗教影响力下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后果之一，联邦德国也是如此。首先是教徒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天主教徒在1960年有2471万，1970年增加到2719万，1989年又减少到2674万多人，呈先升后降的变化。新教徒的人数则一直下降，1963年约2880万，1970年为2848万，1989年降到2513万。其次是参加宗教仪式或教堂活动的人数减少了。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教派中举行宗教洗礼、宗教婚礼的人数均大幅度下降；参加周日圣餐式的人数，总体上也下降不少。又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选民中有40%的人每周都上教堂，1987年这个比例已不足25%。在天主教徒中，经常上教堂者从1953年占50%下降到1987年的不足30%。诚然，相当多的居民仍然留在宗教网络之中，但宗教影响总体呈削弱的态势。50年代，保守派曾把选举形容为基督教与无神论的竞争。但世俗化倾向使更多的选民不再依据宗教因素来决定党派和政治偏好，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更是如此。
居民族群结构的变化更是带来复杂的问题。“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起初是受欢迎的，但七八十年代经济衰退，他们就被一些德国人视为负担和竞争者。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也是一个问题。官方自1973年起，明令限制“外籍劳工”进入，并鼓励他们返回其本国，同时促进留下的“外国人”融入德国社会。1978年，联邦成立专门机构（外国人事务署），其负责人屈恩（Heinz Kühn，1912—1992）说，德国已成了非通常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必须对愿意留下来的人开放”，防止出现新的“种族傲慢”和“双层社会”。一些机构宣传“不同的文化，相同的权利：走向共同的未来”，“德国人要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文化合作的环境和形势”，“彼此共处”，“共同生活”，相互了解等等。然而，“多元文化社会”实行起来并非容易。联邦德国一直以种族和血缘为国籍的基础，改革国籍法困难多多，“外国人”入籍都很难，更遑论融入。极右势力（如新纳粹）则鼓动种族主义，指责外籍人的融入是“对我们民族特性的粗暴进攻”。1982年，一批教授签署《海德堡宣言》（Heidelberger Manifest），说大批“外籍劳工”及其家属的到来可能威胁到德国的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他们要求保持德国的民族（Volk）特性，阻止移民潮。左翼—自由派的态度比较开放，支持“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作为居民新的认同基础。但这实际上是要认同于其中体现的西方价值观，与多数“外籍劳工”或移民的非西方文化和价值的差异，不言而喻。因此，问题解决仍然并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