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恩把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一个狭隘的、右翼的和排他主义者的模具”③。他指出，意大利是第一个生成强大的、有影响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国家，进而发展到德国、日本，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都面临着一个永久地处于次发达或半边缘地区的事实或可能，他们对于这种被排除在核心之外的状况十分不满，因而诉诸一个强化的民族主义动员，并结合帝国主义的力量，最终发展为毁灭性的法西斯主义。这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挪用，是一种欺骗的、滥用的、资本主义的变形。从现代历史的深度去挖掘法西斯主义的内核，其实就是一种畸变的民族主义。
在奈恩看来，纳粹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等同的概念，他引用佩里·安德森的话语来描述纳粹主义在现代历史中的巨大影响，“20世纪民族主义真正精彩的表现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或摩洛哥的独立，而是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①。足见，民族主义畸变的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奈恩指出，德国人在希特勒的煽动下从对血统的崇拜，逐渐发展成为对优种的疯狂，纳粹主义由此产生，并烙印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然而，这种发疯了的“纳粹主义事实上可能是遗传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其民族主义的起源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被所有它的受害者所敏锐地感受到。所以，它的罪恶不可避免地落在这类民族性政策上”②。换句话说，在奈恩看来，纳粹主义虽然起源于民族主义，但它其实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替帝国主义背了黑锅，这是需要厘清的。造成纳粹主义和犹太人屠杀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奈恩在他的《反思民族主义的灾难》一文中以图表(图2.1)的形式做出了清晰而准确的阐释，他指出，是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创伤、传教士式的意识形态、外部威胁、乡村性、一党执政、团结动员和崩溃式的危机共同造成了纳粹主义的可怕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