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惨不忍睹的场面：“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
同样，在林珏的笔下也有类似描写：“美丽的神仙洞，竟然放着早已被日寇奸毙的、光裸的姑娘，乳房被割掉，胸前留下的只有两块涂满血迹的伤痕。”（《神仙洞》）“偏僻的山村遭受着日军飞机的野蛮轰炸，绞着腥臭的黑烟，向天边滚腾起来，农民世代生息的地方，瞬间成为一片废墟。”（《山村》）“敌人的铡刀下，成年人被按卧在刀床上，刀口下去，热的血浆，从脖腔里一股一股地喷出来，土道的边缘上滴落无数红点。无辜的儿童也被拖进刀口去，脑袋滚落在马路边的车辙沟里，而一双发育不甚完全的小腿，还在那儿微微地颤抖。”（《铡头》）“在插着膏药形的旗子的煤矿，一具具矿工的尸体被丢掉河里，或是扔在山脚下，任野兽的吞噬。”（《鞭笞下》）
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中有这样的对话：
“关二虎给毙掉了。”
“那么，尸首呢？”
“在杀人场岔道，头挂在树上。”
罗烽的《呼兰河边》写到一个十二三岁的放牛娃——附近村妇的独生子，被日本鬼子怀疑是抗日义勇军的探子而惨遭残害。鬼子吃了他放的小牛，并将他的尸身和牛的骨头扔在土岗后的草丛里。《第七个坑》讲述一位普通劳动者、皮鞋匠耿大，被日本侵略者抓去挖坑，活埋无辜同胞，一直挖了六个坑，埋了六个人，敌人又逼迫他挖了第七个坑埋他自己。耿大终于觉醒了，用铁锹把狰狞的敌人砍入即将埋自己的第七个坑中。作家通过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沦陷区沈阳城的反对日寇活埋我无辜同胞的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反抗斗争精神。《考索夫的发》反映的是一个混血儿抗日救国的故事。考索夫的父亲是中国人、老实的木匠，他的母亲是俄国人。考索夫当初由于偏见，嫌弃父亲和自己的祖国，他拒绝叫杨继先的名字，考入俄国教堂学校读书……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哈尔滨后，佐佐木、山崎等四五个日本人，鸡奸了美男子考索夫。父亲因去告发这些日本流氓，被害死在宪兵队。考索夫杀死了佐佐木和山崎，自己也被抓进宪兵队的监狱处死，留下了被剪掉的头发求人带给他的母亲。这篇小说题材新颖，愤怒地声讨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兽行。骆宾基的《罪证》中的吴占奎，本是一个只知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甚至九一八事变也没在他脑海里占有多大位置。但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书呆子，在寒假回东北珲春老家途中，却被日本侵略者无故搜查并以政治嫌疑犯的身份关押起来长达五年之久，最后被逼迫成疯子。再如，罗烽的《荒村》中被人称为“人妖”的女人，她是被日寇作践疯了的农民妻子，她蓬头垢面，每天躲到井里去过夜，常在死寂的夜里发出凄厉的歌声，最后被活埋在井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在一些没有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还有骆宾基描写大后方颓废军人或小百姓生活的篇章里，也都是以日寇的入侵和殖民统治为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