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为商隐对乙卯诛宦及李训个人之总评价。言其诛灭宦官，本心实忠于朝廷，然而仓促行事，近于胡来。条分之，则商隐于“甘露之变”约有以下深刻而不易之见解。其一，指出李训等诛杀宦官之行动，时机并不成熟。“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言其时朝野尚为平静，君主亦英明有所为。言外宦官篡弑废立之事未见征候，诛杀之，实操之过急。其二，指出未能倚重老成大臣，事起仓促，筹划未周。“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既肯定诛杀宦者之正义性，又指出老成持重之大臣如令狐楚等皆未与其事，宰相王涯等至被杀而不知其情。如此朝廷大策，本应从长计议，周密谋划，乃于“丹陛敷奏”之时而“欻发战争”，结果只能是“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了。其三，伪称“石榴开花，夜降甘露”，亦如同儿戏，老奸巨猾之仇士良、鱼弘志又岂能哄赚？“何为奏云物，直是灭萑苻”！结果是如刘屈氂之自取诛灭，而文宗则“下殿趋”走，株连数千人登上“鬼箓”。其四，指出败事虽由李训、郑注，然事起于文宗；文宗优柔寡断，急于成事，又不能知人善任。“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直至败事之后才“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