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朱熹就从三个方面用严格的宗法等级制改铸了以“民胞物与”说为张本的大君宗子说，使其建立在“亲亲”和“等差有分”的基础上，消去了大君宗子说中的泛爱色彩。
3.用“理当如此”说升华乐天安命说
张载宣扬“民胞物与”说和大君宗子说，其最终目的是要人乐天安命。朱熹是洞见了这一宗旨的。他说：“《西铭》首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之意，固极宏大，然其所论事天功夫，则自于时保之以下，方极亲切。”（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因为张载在此具体阐述了实行忠孝之道的“功夫”：做臣子，要像对待天地父母一样绝对服从君主的命令；做儿子，要像晋献公太子申生那样“无所逃而待烹”。总之，事亲事君，须做到忠、孝、恭、顺。从这种态度出发，对于富贵安乐，贫贱忧戚，都看做天地慈爱的体现，因而就乐天安命，活着，顺从地做事，死了，宁静地安息。这就维护了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朱熹对此是颇为赞赏的。张载的思想无非是要人们“能安分”[350]，认识自己分当如此。朱熹指出：“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不人肯行。”他看到了张载这一理论上的缺陷，于是提出了“理当如此”说。朱熹发挥说：“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于骄；以颜子之贫，而不改其乐。”他还主张，敬天爱天，应如此敬亲爱亲，无所不至，无所不顺。能够这样做，就能成为孝子仁人，事亲不违其志，事天“不逆其理”。这就很自然地从“分”过渡到“理”。而照朱熹的看法，天地之间不过“理一而已”。理（太极）生万物，万物皆须服从“太极”这一最高的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正因如此，朱熹对“于时保之”以下内容的诠释和发挥，是完全按照他的理学思想进行的。说到底，是要人们服从“三纲五常”这一“极好至善的道理”，恭天孝亲顺命，并且不要认为这是外力强加于己的，而是“理必当如此”[351]。这样，朱熹就用“理当如此”说改造了张载以分当如此为立论依据的乐天安命思想，从而增强了其哲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