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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十年代开始，费里尼不再让情节充满层次递进的戏剧性，只截取脱离中心事件的枝节片段给予流动性的叙事空间，譬如两段戏中戏抢占了银幕时间（寡妇用丈夫的遗体代替被盗的囚犯尸体，拒绝巫师求爱的美女被诅咒成为全村的引火器），使观众忽视了导演关注的重点，构图亦如是，典例是几个人在中景商讨事宜的场面，前景中仆人们或拖地或趴地上吃饭，后景是女人做头发，多层次的构图难以分清这个场面的关注点；此外开头的壁画中人和庞贝房屋倒塌、大战牛头人的迷宫布景，也暗喻叙事的多重性.
利用畸形人和丑陋欲望构建反常态的神话片跟帕索里尼一个路子：靠鞭打治疗性无能的妓院，晚宴中女人穿纱裙、乳房尽露，来客不顾仪态地手抓各种油腻肉块，为得到遗嘱把死者切碎当众吃掉，单腿人和阴阳人包裹着罗马式的宽大长袍和套头衫，产生了野蛮纵欲的滑稽感. 拍摄视角太以记者的主观判断进行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是试图做出一种造成悲剧的各个原因分量都是相等的，而且都是无可奈何、不可避免发生的——缺乏想象力会令我们只停留在浅层的思考，看不到问题的实质；而想象力乱反射，在让我们发现的一个聚合的、但也无法轻易界定是非的真相后，也束手无策，最关键的是我们应该积极地继续生活——剧情的起承转合倾向于落脚在这样一种妥协的思想是不是在影射着目前日本最大的社会危机？每个人都会为谋取自身的安逸和利益，关键是要让人性适得其所和正确地发挥想象力，去改变现状而不是做不恰当的归咎. 危机四伏的社会，这可能就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最终会不可避免陷入的精神危机吧. 我相信有一个答案，会告诉我们，对自己忠诚、对社会恪守义务会是令想象力有的放矢地放射而不是浪费它，而且不会曲解它陈伟和徐敏经过安保人员的引领来到一间离奇诡异的精神病院采访经受疾病摧残的任静任诚. 任诚和任静回忆起那晚荒宅中发生的诡异的事情，而两人的身份遭受质疑，在荒宅中遭遇血脸人的袭击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真相越来越扑朔迷离….
